近段时间以来，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以看病为由滞留法国；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时突然“失踪”等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公众对问题官员外逃现象的热议。面对社会危害严重的贪官外逃现象，广大公众纷纷在探究行政管理制度缺陷、建立预防监督措施以及寻求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积极献言献策。而温州市委对此做出的反应则是派出了一个三人小组赴法，期望能凭借劝说小组工作人员三寸之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让滞留法国的杨湘洪迷途知返。

可是，一些网友从劝说组出发之初就断言：杨湘洪绝对不会被劝回国，温州市委的劝说组一定会无功而返。如今，无奈的事实果真验证了网友们的先见之明。于是，又有网友就此不无讽嘲的留言：仅凭三寸之舌就想劝返外逃官员真是很傻很天真。笔者认为：在我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具体情况下，如果能通过劝返小组成功的劝返外逃官员当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只是，要成功的劝返外逃官员却不仅仅凭借劝返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更需要有关部门为之努力创造必备的前提条件。

其实，劝返外逃贪官的不乏成功的先例。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是第一个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贪官。当时，涉嫌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的胡星先是由广州经上海飞往新加坡，后去往英国、香港等地被拒绝入境，无奈之下返回新加坡。最后，胡星接受赶赴新加坡的专案组人员的劝说，自动回国接受调查。可以说，胡贪官之所以能被劝返实为“走投无路”所致。然而，能让已经成功外逃的胡星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这背后可是凝聚了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和云南省公安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首先，办案人员没有对胡星的问题闭口不谈或者遮遮掩掩，而是及时向媒体和公众公布了胡星涉嫌犯罪的事实，并发布了公安部A级通缉令。接着，他们又向新加坡警方提供胡星在国内涉嫌重大受贿犯罪的证据，取得了新加坡警方的理解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胡星在英国、香港等地被拒绝入境，迫使其在新加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后办案人员才对其派出劝说小组。所以，在办案人员付出一系列巨大的努力后，成功劝返胡星的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

而在杨湘洪滞留法国不归事件中，温州市有关部门对此一直避而不谈，至今也未公布杨湘洪是否涉及贪腐等犯罪问题。温州派出工作组的温州市委、市委组织部更是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一概实行“一问三不知”的策略。他们异常礼貌，谈经济，谈天气，来者不拒，但只要涉及到杨湘洪的事情，立即缄口，却微笑依然。而浙江省纪委、浙江省委组织部几乎用同样的话回答记者的询问。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随着“封口令”的广为传达，温州官场人士也不在公开场合谈论杨湘洪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温州市委派出一个三人劝说小组赴法期望劝返为之作了长期准备的杨湘洪，岂不是痴人说梦一般不切实际吗？

温州市委派出劝返小组赴法无功而返无疑说明了：要让外逃的贪官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离开其苦心经营才获得的境外庇之地，回到本国接受法律无情的审判和制裁，能够凭借和依赖的都只能是及时、准确的将其犯罪事实公开，争取境外司法部门的理解和合作，从而将他们陷于走投无路之困境。而侧重于心理层面、偏于柔性的劝返也好，说服教育也罢，只能是在经过充分的司法准备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希望有关部门将来在处理外逃官员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不要再天真的相信仅凭苦口婆心劝说就能让他们迷途知返。